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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中國「文化大革命」登場，揭開十年浩劫的序幕。高中剛畢業的胡平投身其中，剛開始他也和大多數人一樣接受並且相信官方宣掦的意識型態，直到親眼見證文革殘酷的政治迫害…。

胡平的父親於50年代的鎮反運動裡遭到中共殺害，又歷經「將專制統治邏輯演繹到底」的文革，胡平說，「正是這種普遍的政治迫害，驅使人們去反思，並產生對自由民主的追求。」

1979年胡平投入西單民主牆運動，並於民間刊物《沃土》發表「論言論自由」長文，成為當時中國自由運動最重要的論述之一，其影響延續迄今。1987年赴美攻讀哲學博士學位，擔任海外民運組織—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簡稱中國民聯）主席，並先後在《中國之春》和《北京之春》雜誌主持筆政。

流亡美國30餘年，胡平對中國的民主運動始終關切，不時撰文評議時政。談到「八九民運」這起中國歷史上規模空前的群眾運動，「證明了在中國追求自由民主並不是所謂極少數異議人士的追求，而是廣大民眾共同的願望。」

雖然六四以血腥鎮壓收場，在整整幾代的中國人心中深深植入了恐懼，但胡平仍然堅定的認為「恐懼不可能遺傳」，沒有一種專制政權所造成的恐怖能夠長久持續，因為人類追求自由的衝動，注定會一代一代的傳承下去，「新的機會，新的希望，總是在我們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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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朝著北京天安門比中指，還是號召網友錄製汶川地震5196位罹難學生的名字，又或是用3500件救生衣堵住丹麥夏洛特堡宮的窗口，艾未未無疑是中國當代最知名的異議藝術家之一。

1957年出生那一年，艾未未隨父親詩人艾青下放到北大荒，之後再流放新疆。1981年他前往美國並打算永不返中，直到1993年為照顧病重的父親，才又回到北京。當時他活躍於建築、藝術、影像和社會文化評論領域，還曾經參與北京奧運「鳥巢」設計，為何又成為異議份子？

「我是生有反骨的人，也不能說反叛吧，我基本上是屬於一個極端的、喜歡爭論的一個人。」艾未未這麼說。

帶著反骨的基因，艾未未參與汶川地震公民調查、多次聲援中國維權事件、香港反送中運動、關注中國COVID-19疫情，然其間曾遭禁言、毆打、軟禁、關押、被失蹤，還差點丟了命…但艾未未覺得「還挺值」。「因為我確實經歷過了很多事情，而這些事情呢，不是說讓我重活一遍能夠…讓我設計我都設計不出來。」

深信自由必須來自抗爭，近年他將關注焦點轉向歐洲難民危機，「你抗爭的範圍也決定了自由的某種性質。如果你抗爭的僅僅是一個共產黨的存在，那你這種自由的概念仍然是非常狹隘的。」

「真正的自由，是一個跟自己的抗爭！」這位行為藝術家對自由做了這樣的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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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得到了天空，卻失去了大地…但是我們夢繞魂牽的還是那個大地，所以我們一直努力，使這個地方(中國)也能夠有這樣的自由。」

在巴黎和中國流亡人士與學生共同創辦「民主中國陣線」，萬潤南從未忘記32年前的熱血。1989年，山雨欲來的六四前夕，他力促召開中共人大常委緊急會議以解決政治危機，同時勸說學生離開天安門廣場，以避免鎮壓。但最後這場名為「凱旋在子夜」的行動仍以失敗告終，而萬潤南也自此遭中國政府通緝、流亡海外。

是什麼力量促使這位當年全中國最大民營企業之一的四通公司前總裁，為學運付出這些努力與代價？「學生當時最核心最主要的一個要求是反腐敗，對我們搞經營的來講，我們希望一個公平的自由市場競爭，我覺得是有這種希望。」

這場要求反腐敗與政治改革的運動最後劃下血腥的句點，更從此成為中國言論禁區。「八九年是中國歷史發展的一個拐點，一個非常有希望的中國，走了倒退的路，一直走到今天這樣的局面。」萬潤南言語中仍帶著深深的遺憾，中國近百年來的歷史，在他眼中竟然一再的走回頭路；鄧小平改革開放把「毛天下」變成「黨天下」，如今習近平卻又將「黨天下」變成「習天下」！

萬潤南說，中國今後要爭取的是「民天下」，真正民主自由的憲政制度。「我們的旗幟不倒，隊伍不散，聲音不斷，什麼聲音呢？就是爭取自由的聲音，因為這是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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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年，就是『六四』，我在天安門廣場，我在長安街，就見到了那麼最慘烈的一幕。我就說流的眼淚…把一輩子的眼淚都流光了！」

那一夜，中共解放軍以坦克、機槍對手無寸鐵的學生展開鎮壓，蔡崇國當時是武漢大學哲學系博士生。親眼目睹軍隊毫不遲疑的屠殺，他立即返回武漢以力阻另一場悲劇發生。之後，遭到通緝的蔡崇國在「黃雀行動」的協助下，先搭乘漁船再冒死游泳逃到香港；當時學運領袖柴玲一卷震驚全球的錄音帶—「我是柴玲，保衛天安門指揮部總指揮，我還活著」，便是在武漢大學錄製、並由蔡崇國傳出的。

輾轉到了法國之後，蔡崇國依然心繫中國，除與其他流亡者陸續成立「民主中國陣線」與「中國勞動通訊」，為中國90年代下崗潮(下崗指中國大陸國有企業在機構改革中失去工作的工人)的受害工人發聲。這是中國唯一以維護工人權益為主要宗旨的社會組織，「我們做的也是一種理論與文化創造的運動。對個人來講，它也是一個『流亡中的抵抗』，通過中國工人運動來使自己在中國社會重新扎根。」蔡崇國說。

回想過去爭取自由的點滴，對蔡崇國來說，自由不只是一種無所不在的生活方式，更是解決中西方矛盾衝突的關鍵。「自由的問題，其實在現在和將來，它確實是一個國際政治的基本問題，是中國人瞭解世界的基礎，也是關係到戰爭與和平的問題；所以，我們要把它從道德上角度去議論言論自由這一點走出來。」走在自由的巴黎街頭，蔡崇國這麼相信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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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翼翼取出一頂已摺疊好的帳蓬，看似平凡無奇，在周鋒鎖眼中卻如同珍寶。「這是八九年6月4日凌晨從天安門廣場帶出來的，當年香港民眾捐給北京學生的帳蓬。」周鋒鎖說明帳蓬的來歷，思緒飄回33年前初夏的北京天安門廣場；微熱的風、自由的氣味，在場的人們自發的、真實的，沒有恐懼的、或者說「忘掉恐懼」的表達爭取民主自由的意志…。

那年周鋒鎖是北京清華大學物理系大四學生，即將畢業的他前途似錦，卻不顧一切投身這場民主運動，組建清華學生廣播台和天安門廣場「學運之聲」廣播台；六四後，他被列為21名學生骨幹之一而被捕入獄。

「失去自由，一切都變得很珍貴，最重要的是從此有了更深切的同情和理解。」1995年周鋒鎖流亡美國，重獲新生的他，更能體會自由的可貴；他於2007年與趙京、徐剛創辦「人道中國」組織，致力於為在中國因政治、社會、宗教等因素遭受不公平對待的受害者提供援助。

自由不僅珍貴、也很沉重，「它的確需要非常長期、持續、強大的努力來得到。」周鋒鎖說。「『自由』在我看來，最根本的就是保持真正的自我。自由就是時時刻刻意識到我是一個人，我是一個真正的人，我要跟(國家)機器、跟專政的這一切對抗，防止它改變我，我想這是非常關鍵的。」以籌建六四博物館為職志，周鋒鎖盼能將六四這份勇敢追求自由的精神，永遠流傳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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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7月11日，當全世界聚焦北京申奧能否成功之時，中共極權的魔爪卻肆無忌憚的伸向山東異議人士燕鵬，先是以「偷越國境罪」逮捕，申奧成功翌日，更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起訴，判刑一年六個月。

原本經商的燕鵬長期資助民運人士、聲援六四，又運用電腦專長創辦「空中民主牆」，透過網路向國際傳遞異議人士遭受壓迫的消息，因而惹惱了中共。「真正的自由是…在監獄裡他也管不住你，它是一種思想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是我可以拒絕我不想做的事情。」

好不容易刑滿出獄的燕鵬，苦難並沒有隨之結束，擔心隨時可能再度被捕，2004年他決定「投奔自由」到台灣！然而當初他沒有想到的是，「自由」的代價居然如此沉重—九死一生游泳到金門，在台過了十年「沒有身分」的生活，期間父母過世無法回中國奔喪，與妻女長年的分別…。

漫長歲月，信仰給了燕鵬力量，在教會與教友鼓勵下，他成為傳道牧師，並在2016年取得中華民國身分證。對燕鵬來說，儘管一路走來荊棘遍佈，他仍堅守自由的價值。「一個沒有思想、沒有信仰的人，他永遠沒自由，他一定只聽從於別人，或依從於、依附於別人。一個有思想，有自由價值觀的人，他一定是有獨立見解，不依附任何人。真正的自由是思想層面、精神層面的—我是這麼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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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是什麼？就像空氣一樣，平時你不會感受到空氣的存在，直到你被窒息的時候，你才知道空氣對你來說是多麼重要！」

身為記者、作家、紀錄片導演與人權運動者，筆名「靈魂飄香」的華澤自八九年起聲援六四、參與新公民運動、簽署零八憲章…；即使遭到綁架、囚禁，幾次面臨凶險，華澤仍堅定的說「不後悔，我不後悔！」

「在我很小的時候，我的外公就告訴我說，他知道我的內心是一個對改變國家充滿熱情的人。」學法律出身，又從事新聞工作，華澤原本深信這兩者可以改變社會，但好友譚作人竟因調查汶川地震而被判「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讓她一夕驚醒！

華澤努力發帖、翻牆、拍維權紀錄片，連自己也投身其中成為參加者、行動者與反抗者。2010年，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的訊息傳出後，中共對異議人士展開打壓，華澤在北京遭到國安以黑頭套綁架，還被施以各種威脅。

「我是一個天生的革命者，我不革命誰革命？我沒有任何牽掛，你們不可能威脅到我任何事情！」華澤在被失蹤55天後才獲釋，並於翌年流亡美國，持續投入人權工作。

「我不是從生出來的那一刻就開始反抗專制的，都是有一些東西、在某一刻觸動了我們。那我們為什麼不讓這些人、我們成為觸動他的那一個人呢，或者是那一個瞬間呢？」華澤相信，唯有不斷透過社會運動、建立公民社會，才能推動國家進步，而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催化劑，成為改變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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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八九民運的懵懂少年到「北大三博士」之一，從中國「十大法治人物」到流亡美國，維權律師滕彪過去的際遇跌宕起伏；2003年一起震驚社會的命案，是他生命中重要的轉折點。

當年大學畢業生孫志剛在廣州收容站被毆打致死，剛執教鞭的滕彪與許志永、俞江聯名致函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收容遣送制度」的合憲性提出挑戰，自此他們大步邁開維權步伐，成立公盟、關注訪民、挑戰黑監獄、代理公義案件…。但這些維權運動終究不見容於北京當局，滕彪不僅動輒遭到威脅，身為零八憲章首批發起人之一，從被停課、被吊銷執照，到被抄家，甚至被綁架拘禁。

2014年他受邀赴美國哈佛大學，再也沒回中國，太太與大女兒則在數個月後才偷渡成功，一家團圓。「流亡對我最大的損失就是失去戰場。」滕彪說，「最艱難的選擇，就是做為一個知識份子、異議人士，政治責任、公共責任與家庭責任之間的矛盾，在專制體制下，家人也跟著受了很多罪。」

雖然如此，在他心中卻沒有後悔，「為了自己的理想、良心，做這些事情，不管它的社會後果、政治後果怎樣，推動社會進步有多少，它還是應該做的，是值得做的。」

在自由國度感受自由的代價、自由的美好與可貴，滕彪更期盼打破「心牢」，讓心靈不再受到禁錮。「你沒有一個有形的監獄關著你，但是你自己給自己畫了一個監獄。生活當中充滿恐懼，充滿猶豫不決、充滿怨恨、仇恨，這都是內心的監獄，所以我希望不斷的去打破內心的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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